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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中国经济，不管是稳增长也好，发展转型也好，鼓励创新也好，都有三个危险的倾向：一是行政化回潮；二是平庸化；三是保守化。其中平庸化也包含了保守化，这个题目是在讨论改革和经济运行中遇到的难题或新情况，十分有必要引起关注。

　　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放在前面的。

　　我要提醒的是，市场化和行政化是一对矛盾，现在我们的行政化回潮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起到一定的干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不是意味着偏好用行政力量去配置资源呢？回答是否定的。

　　政府改革的方向应当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加大，行政化回潮似乎正在积聚势头，这令人十分担忧。行政化回潮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稳增长的目标靠行政干预的力量明显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要达到稳增长的目标，除了必要的需求管理外，最根本的是依靠可持续的新动力。可持续的新动力依旧是要靠市场形成而不是靠行政的强力推动。

　　大家都知道，我们面临着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负债率过高等突出问题，在“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我们看到行政化强力推动的最新例子：去年6月份钢铁、煤炭去产能的规划只完成了30%左右，随即6月份中央政府派督查组下去，到8月份就迅速完成了70%到80%。细想一下，这到底是行政强力推动的过程还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用行政强力推动去产能，必然和价格高企、供求失衡的市场信号发生矛盾，企业在这个时候遵从什么？

　　常识告诉我们，供需衔接在市场上是靠价格信号体现的，供求不衔接，要么价格高企，要么价格急剧下跌。现在市场发出价格高企的信号，反映了供给不足而不是过剩，作为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供给主体，企业遵从行政命令减产和压缩产能，这究竟是有利于供求衔接和结构调整还是相反？这需要我们宏观调控当局认真总结、反思。这是第一个需要警惕的。

　　第二个需要警惕的是我们的老工业基地行政化倾向太重。直到现在，老工业基地的计划经济积习和行政化惯性积重难返，尾大不掉。按计划经济和行政化办事的思路和习惯几乎没有减轻。要解决一个难题，动不动就是成立政府的官僚架构，设一个局级、厅级或处级的行政单位，或者把事业单位变成行政系列里面的一个处级、厅级机构，这种陈旧落后的习惯势大力沉，现在还有回潮。

　　前不久我去黑龙江调研，一个大型老国企的上市公司显赫地展示了历代领导人的视察，“共和国长子”的贡献，而介绍到企业绩效却比较粗放，只有工业总产值等几个陈旧指标。我当时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是上市公司，竟然还在展示计划经济时期看重的工业总产值等老指标，而国家早已不再统计工业总产值了。

　　对上市公司来说，展板上没有工业增加值、上交国家的税收、给股东的回报、净资产利润率等这些最重要的新指标，是令人遗憾的，建议今后补上。当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否定这家企业的绩效和贡献，但这个细节反映出计划经济、行政化观念的影响，在思维深处忽略市场化的评判标准，在行动上就容易接受行政化的评价和干预。

　　第三个层面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区也有行政化回潮的隐忧。我在深圳调研过关于如何鼓励科技创新的情况，整体上深圳的创业创新氛围在全国名列前茅，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精神令人非常钦佩，许多举措值得在全国复制和推广。

　　同时，我也发现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有的政府主管部门把过去废除的旧办法（比方说以政府资金直接入股）拣起来，试图用这个办法直接参与企业投资以鼓励科技创新。又如，对新型科研机构采取一刀切的行政化管理办法。

　　新型科研机构是国务院根据大量调研尤其是深圳的成功实践而定的新概念，并且出台了支持政策。新型科研机构和现有科研院所、高校、企业是不大一样的，其对后者兼而有之。但现在还是用行政化的思路和办法去巡视、审计这些新型科研机构，完全不顾当初设立的性质和章程规定，有碍它们的发展。

　　在深圳这样的改革开放创新前沿、新的增长动力不断生成的地方，习惯于用行政性的办法去管理新兴事物，这是一种倒退。像东北那样的老工业基地和计划经济包袱沉重的地方，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尾大不掉，人们还容易理解行政化回潮的原因。然而在深圳竟然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才更值得忧虑。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坐等国家的扶持，不停地等、争、要扶持政策和优惠政策，而放松努力，不思进取，在这样的过程中，加固了不创新不突破的惰性。

　　我们有些高新区的技术创新含量不如经开区，经开区的引资质量不如经开区之外的地方，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事实上，中西部很多内地省份大胆先行先试，改革开放的突破性和创新性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深圳。深圳自己有人说要防止深圳的内地化和同质化，倒不如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进地区，也有四平八稳、锐气不足的平庸化隐忧，这是深圳应当敢于破解的挑战。

　　我们要大力度地推进去行政化的改革，不仅是在教育、科研、卫生、文化领域，更重要的是在市场化配置资源最基础的企业领域，包括国企改革的领域，以及宏观调控领域等。这些方面的任务还非常繁重，需要鼓励大家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我提出授权免责的观点，有些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建立容错机制。如果不授权就让人家先行先试，还要突破旧体制，还要从事颠覆性的技术创新，结果一来审计、来巡视，管你什么新型科研机构，什么先行先试，原来允许的体制创新都不算数，继续处分，党纪国法处理，我们还能有什么创新？

　　在科学发现、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已经提出宽容失败的理念，这个理念能不能也适用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我觉得，要授权免责，建立容错机制，这是深化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一条。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引导我们的企业和创新者增强转型定力。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比较大，主要是供给面的三大要素——劳动力、资本的供给和效率提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前两个因素贡献已经逐步地削弱，其贡献率的增长明显放慢，经济增长不排除短期波动中的上行，但中长期经济增长曲线已经进入抛物线的下行通道。从需求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远未完结，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潜力仍十分巨大，支撑未来增长的需求基本面没有根本削弱。

　　即使经济增速放慢到6%-7%，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快的。稳增长和经济转型更重要的是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升的因素上来。我们要引导微观的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研究者、政府官员、舆论界增强转型定力，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要怕、不要慌、沉住气，才能敢突破，有创新，在改革中找到新的出路。（本文系根据作者近日在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第1546期）